今天上午，偶然得到一包排骨。清洗过后，冷水下锅，加一点葱姜，炖煮出来，端上餐桌。蘸着酱油蒜泥吃，味道一如既往的不错。

咀嚼美味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我第一次这样吃排骨的场景。二三十年前的经历，如同铁马兵河，霎时间，滚滚而来，瞬时就把我裹挟进记忆的汪洋里了。

我是公元1989年8月底来到烟台的。在这之前，我最远去过的地方，就是距离我家15公里之遥的栖霞县城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所谓的城市里。不同于其他进城人，那时的我，心中满含的，几乎都是心有不甘的愤恨。我本是个学习优秀到最顶级的学生，只是因为户口的关系，被父母强逼着，放弃了重点高中的机会，来烟台，上了一个下三滥的学校。

至今，我在烟台上学的那个班，班主任老师，是中国福布斯排行榜的常客。我们班的同学，有省厅级领导，有烟台市行政部门的领导，有至少十几个当大老板的百万富翁。这样的所谓成才几率，即便是在烟台的大学里，也是不多见的存在。但是，这一切，从来都没有削减过我对那个学校的鄙视。

我的父母，是天生的农民。在他们的意识里，农转非，就意味着鲤鱼跳过了龙门。这样的短视，即便是在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的视野里，也能清醒地看到的短视。可是，又能如何呢？

公元1989年8月底的某天，我的父亲，扛着我的铺盖被褥，我跟在他的身后，从烟台长途汽车站的出站口，步行来到文化宫附近的我二姑家。

我的这位二姑，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她和我爸，是姑表亲的表姐弟。虽然是亲表姐弟，但是，放在大家族里面，这样的关系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在我二姑家坐了不一会，我爸又扛起了我的那个大包裹，在我二姑的陪同下，一起从文化宫，步行来到了西南河，建昌南街的某栋楼房里。

我的二伯，就住在这里。他住的那个单元房，一层两户。我二伯住的那一层，对门两户，都是他的。

我二伯，是我大爷家的孩子。我二伯的爹娘死得早，他从小跟着哥嫂过日子。后来，他参加了革命队伍，据说，是第一批接收烟台的干部。

那时候，我二伯已经接近离休的年龄了。在这之前，他曾经执掌烟台地区某个很重要的部门，长达十几年的时间。

那天中午，我爸和我，还有我二姑，在我二伯家吃的午饭。饭后，我二伯找了个三轮车（烟台人俗称的兔子车），把我和我爸，还有我的行李，送到了我的学校。

这是我这一生，从我这位老革命的二伯这里，得到的唯一的特殊待遇。两年多后，因为非农业户口改革的关系，学校突然要求我们用粮票购买饭票，我来不及回老家，去我二伯家登门求借了42斤粮票。不到一个月后，我还了他43斤。

那年秋天，我在学校里已经安顿下来好长时间了，某天，我爸突然来到烟台，表面上说是来烟台做什么事，实际上，我心里很清楚，他唯一的想法，就是放不下我。

那天，我爸和我，没有去我二姑家，也没有去我二伯家，而是带着我，去了胜利路上，一位本村的老人家里。

这位老人，才是我今天文字所要说的主题。我隐约记得，公元1989年的秋天，福建会馆东边，两层楼的新世界商场还没有拆除，二楼吱吱呀呀的木地板，对我这个农村人，踩上去总让人有心惊肉跳的惊悸。

对面的华联商厦，那时候，大概率是还没有运营。我爸带我去的这位老人的家，大体的位置，就在现在福建会馆后面的停车场上。

那是一排二层的筒子楼，俺村这位老人，住在二楼偏北的两间屋子里。老人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，六十多岁的年纪，已经退休多年了。

那天中午，我爸好像带了一只家养的公鸡去的。我爸的用意也很明显，希望我在烟台能够有个可以求助的地方。

那天中午，因为我们去的匆忙，我记得，老人是从柜子下面的盆子里，拿出几个松花蛋，来招待我爸喝酒的。

那是我这一生，第一次吃松花蛋。

我爸走后，大约半年后，我自己去了这位老人家里。那时候，我只是个穷学生，而且，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。我和老人，名义上是一个村子的，我们分属不同的姓氏，在这之前，我们两家，貌似也没有什么亲密的来往。

那天中午，只有老人和我的餐桌上，老人做了一大盆的清水炖排骨，就像我今天中午这样的做法，炖熟的肋条排骨，蘸着蒜泥酱油吃。一边吃，老人一边慢条斯理地，和我这个他孙子辈的孩子，述说着村子里的家长里短，陈年往事，以及他当初是如何来烟台的，如何一个人在烟台生存下来的，诸如此类的陈芝麻的旧事。

那时候，我在学校的食堂里，饭盆里能看到一块肉，已经实属不易了。在农村长大的我，即便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吃排骨的方法。

熬一大锅土豆芸豆，或者是大白菜粉条，其间，有三五块排骨，这几乎就是很奢侈的了。

那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吃到纯粹的排骨。

再后来，每年过年过节，对于老人，点到为止的礼仪，我都是谨而奉行的。春节拜年，八月十五送月饼，礼虽轻，聊表心意。

印象中，大概是1994年，亦或是1995年，腊雪二十五。那天，我在公用电话亭里，给家里打电话，想说关于过年回家的事，我爸接起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赶紧去那个xx家，你的那个奶奶不行了。

那时候，我已经在烟台西郊的某个国营工厂上班了。那天的大雪，是烟台多年罕见的。下午四点半，我在107医院附近坐上7路公交车，然后在发电厂换乘1路车，抵达胜利路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七点半多了。

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，我买了几盒娃哈哈营养液之类的东西去的。不是我不会买东西，而是那天，特大暴雪的关系，华联一带的商店都关门了，我还是在一家小药店里，买到的这点东西。

进了人家家里才知道，老太太已经不在了。老人还是留我吃了晚饭，我踩着没过小腿的大雪，来到南大街，坐上返程的1路公交车。

那天晚上，1路车抵达终点站发电厂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十点了。公交站点上，还站着一个女的，身边放着几个纸箱子。

本来，这个钟点，应该还可以等到七路车的。大概是因为有那个女的缘故吧，我也就在安心地继续等着。

大约十点半多了，我忍不住问那个女的，才知道，她在夹河养鸡场工作，春节不能回家过年。她刚从牟平老家回来，想在这里偶遇能去她单位的人。

那个大雪天，发电厂门前的那条路，半个多小时了，几乎没有一辆车通过。更不用说什么出租车了。

她随身携带了大约三个纸箱，有两个至少有三十斤重。那天晚上，大约十一点多，从烟台发电厂北门的公交站点，在没过小腿的大雪地里，我拎着两个六十多斤重的纸箱，跋涉三公里多，把那个女孩，一直送到夹河养鸡场的大门口。

那天，太晚，路灯昏黄，我根本没有看清那个女孩长什么模样，更不知道她姓什么，叫什么。从此后，都是记忆。

那一夜，我回到我寓居的单身宿舍里，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起床上班了。

再后来，上世纪末，老人居住的胜利路的房子拆迁了，他被安置到福安小区的一套房子里了。

再后来，他把房子给了自己的孙子，一个人，回村里居住了。我回家的时候，在村里也见过老人好多次，表面上的客客气气，总让我感觉到自己心有愧疚。

再后来，某一年冬天，听我爸给我打电话说，老人因为生炉子，煤气中毒，不在了。

电话里，我沉吟半晌。和我爸说，你去送他了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