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108天前，我开始日抄《心经》，每日不辍。到今天早上，第108遍《心经》我抄写完成了。

这一年多来，爱上了抄经。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，断断续续，都抄过。

108天前，在抄写《心经》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，能否在108天的时间里，每天抄一遍《心经》，不间断抄写108遍呢？

在几秒钟的时间内，我就发愿了，日抄《心经》108天，108遍。

发愿容易，践行起来，其中的波折羁绊，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抄经几天后，本来一直都很清闲的工作，突然忙碌起来了。原本五个人的部门，只剩下三个人，工作量却突然增加了一倍以上。之前，几乎每天都有空闲的时间，现在，也只有午休的时间可以用来抄经了。

在家里，一早一晚，也是我要利用起来的资源。不跑步的早晨，晚饭后，都是我可以用来抄经的时间。

抄经本和笔，这三个多月来，几乎是我随身携带的标配。无论是回老家，还是去别的地方，乃至到了后期，上下班的时候，我都要带在身上。

108天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每天要面对忙碌劳累的工作，还要顾及到家里家外的事情。这其间，也有两三次，几乎到睡前时候了，才突然想来，今天没有抄经。

最惊险的一次，我都已经迷迷糊糊睡着了，貌似有一个声音，在我的耳边，轻轻地说，你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完成。顿时睡意全无，立刻从床上跃了下来，来到桌子前。

最糟糕的，还是身体不适的时候。一次是发高烧，一次是因为喝多了。躺在床上，一直纠结到晚上十点多，还是勉力爬起来，竭力完成了。

我算不上是个佛教徒，这几年，我拜谒过至少上百家的寺院，但是，自认为，我也只能算是佛教的追随者。

三千多年来，佛教的中国化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广博。中国古代的诗人词人作家，包括陶渊明，王维，李白，杜甫，白居易，苏东坡，王安石，唐伯虎……他们要么是佛教的亲近者，要么是佛教的皈依者。

比如，苏东坡的墓志铭，是由他的弟弟苏辙写的，标题是《亡兄端明子瞻墓志铭》。亡兄，去世的哥哥，子瞻，是苏东坡的字，端明，就是苏东坡的佛门法号。这弟兄俩，都是正式皈依的佛门弟子。

比如大诗人白居易，他在晚年整理了自己的作品全集，一共抄了六套。除了自己保存的两套，其中的四套，分别放在庐山的东林寺，和苏州洛阳各地的寺院里面。

至于王维，则更不消说了。王维家数代都是最虔诚的佛教徒，王维，名维，字摩诘，正是由来于佛教中著名的维摩诘居士。

我们所熟知名字的，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，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里，百分之八十以上，都是佛教文化的追随者。包括我们都熟悉的，写了《谏迎佛骨表》的韩愈。他写这篇文章之前，皇帝刚刚下令铲掉了他写的碑文。他借着反对佛教的名义，向皇帝发泄他内心的不满。被贬潮州之后，韩愈却和当地的佛教大师来往密切，逐渐也从一个强硬的排佛者，转化成为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亲近者。

上海博物馆的字画展厅，有一副镇馆之宝，王安石手书的《行书楞严经旨要》。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经数千年之演变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北宋文人，多有抄经的习惯，那时，评判一个人的书法水平如何，也多是以书写的佛经为标准的。

抄经的前三天，就要开始斋戒。沐浴更衣后，焚香念经，做足了仪式感后，才能正式开始抄经。所以，在北宋的宦官阶层，像苏氏兄弟那样虔诚的佛教徒，有很多很多。

我本鄙陋浅薄，人到中年后，对自己再无任何奢望。今天早上，和朋友分享这件事的时候，朋友问我，你有什么变化吗？

大笑后，说，我特别享受于抄经时候的美妙感觉。当我拿起抄经笔的时候，整个人，就仿佛置身到了半空里，周遭被氤氲包裹起来了，而外面的世界，也全然与我无关了。

108天来，每天抄经后，都会拍照发在朋友圈里。尝有朋友问我，关于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之类的话题。坦率地说，博大精深的《心经》，远不是如我之流没有慧根的人，可能触摸到经文的真谛的。

修行亦是旅行。终点固然重要，而沿途的风景，更值得珍惜，也更值得细细品味。